孔尚任(1648~1718年),字聘之,又字季重,号东塘(《随园诗话》所载为东堂),别号岸堂,自称云亭山人。山东曲阜人,孔子六十三代孙,清初诗人、戏曲作家,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,自幼即留意礼、乐、兵、农等学问,还考证过乐律,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。世人将他与《长生殿》作者洪升并论,称“南洪北孔”。
当时的清都北京,戏曲演出极为繁盛。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与顾采合作的《小忽雷传奇》在景云部演出,颇得观众赞许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六月,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《桃花扇》脱稿。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,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,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,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,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。王公显贵争相传抄,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,一时轰动了京城。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《桃花扇》稿本。当时与《长生殿》作者洪升有“南洪北孔”之称。第二年春天,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。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,孔尚任因御前讲《讲语》受到褒奖,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。于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,开始了仕宦生活,还写了一篇《出山异数记》,表示他对清朝的感激涕零。但仅仅过了一年,他便在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,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,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。回京后,他虽继任国子监博士等官,却主要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;以戏曲、诗歌的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。《桃花扇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脱稿的。《桃花扇》贯注了孔尚任毕生的精力,他说:“予未仕时,每拟作此传奇,恐闻见未广,有乖信史;寤歌之馀,仅画其轮廓,实未饰其藻采也。然独好夸于密友曰:‘吾有《桃花扇》传奇,尚秘之枕中。’及索米长安,与僚辈饮宴,亦往往及之。”(《桃花扇本末》)治河期间,他住在泰州,也曾从事剧本的创作。《小说枝谈·桃花扇》引《脞语》说:“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,住先映碧枣园中,时谱桃花扇未毕,更阑按拍,歌声呜呜,每一出成,辄邀映碧共赏。”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样的记载。同时,他结识了冒辟疆、邓孝威、杜浚、僧石涛等遗民,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,为《桃花扇》的最后定稿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回京以后,又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和三次易稿,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书,次年因文字祸罢官。二年后,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。“挥泪酬知己,歌骚问上天。真嫌芳草秽,未信美人妍”(《留别王阮亭先生》);“诗人不是无情客,恋阙怀乡一例心”(《出彰义门》):便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白。晚年曾几次出游,景况颇为萧条。
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《桃花扇》外,还家和顾彩合撰的《小忽雷》传奇。小忽雷是唐代宫中的乐器,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“赐”死,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结为夫妇的传说。《小忽雷》传奇即以此为蓝本,并牵入当时著名文人白居易、刘禹锡等人的生活,描写了文士和宦官的斗争,主题结构都和《桃花扇》类似,但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《桃花扇》。
早期阶段
20岁前后,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。后来参加岁考,没有录取。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,他典卖了家中田地,捐资纳了一个“例监”(国子生)。31岁,他于县北石门山,读书著述,谈古论今。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,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。这期间,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,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,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。这就是《桃花扇》创作的酝酿时期。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孔尚任35岁时,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,修《家谱》与《阙里志》,教习礼乐子弟,采访工师,监造礼乐祭器,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。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。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。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,撰儒家典籍讲义,在康熙面前讲《app雷电竞 》,又引康熙观赏孔林“圣迹”。因讲经、导览都能称旨,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。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,他一面对“不世之遭逢”受宠若惊,一面准备“犬马图报,期诸没齿”,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。
出仕创作
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,特至曲阜祭孔,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,颇得康熙的赏识,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,赴京就任。三十九岁,奉命赴江南治水,历时四载。这个时期,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,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,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,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。他积极收集素材,丰富创作《桃花扇》的构思。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初,孔尚任进京,正式走上仕途。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,七月初,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,协助疏浚下河海口。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,意在于“清华要津”,现一旦与渔人为邻,鸥鹭为伍,颇为失望。滞留淮扬四年,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、浮沉苦海之感。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,官吏的挥霍腐败,人民的痛苦悲号,发而为“呻吟疾痛之声”,成诗630余首,编为《湖海集》。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、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,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。
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。在这里,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。在扬州登梅花岭,拜史可法衣冠冢;在南京过明故宫,拜明孝陵,游秦淮河,登燕子矶,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,访问了后来被写进《桃花扇》的张瑶星道士。这表明,孔尚任正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。这时,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,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,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、黄云、邓汉仪、许承钦、龚贤、石涛,谈古论今,过从密切,有时"所话朝皆换",竟秘而不为“门外人道”。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,也是创作《桃花扇》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。
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孔尚任回京,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。三十三年(1694),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《小忽雷》。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、郑盈盈弹小忽雷,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,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,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,不畏强暴,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;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、藩镇的跋扈,权臣、宦官的专横与倾轧,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。在史料的取舍上,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,很多人物、事件"斑斑可考";但在具体的人物(如梁厚本、郑盈盈)关系、情节发展上,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。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《桃花扇》之前的探索性成果。它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。前5年,他仍做国子监博士,三十四年(1695)秋升为户部主事,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。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,并写成了《桃花扇》。一时洛阳纸贵,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,“岁无虚日”,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,连“万山中,阻绝入境”的楚地容美(今湖北鹤峰县),也有演出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次年三月,孔尚任被免职,“命薄忍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诽谤”(《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〈桃花扇〉传奇,依韵却寄》),同月即罢官。这时期,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,但始终遭到冷遇,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。10年中,他写了《岸堂稿》、《长留集》(与刘廷玑合著)等诗文作品,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、碌碌无成。"弹指十年官尚冷,踏穿门巷是芒鞋",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。这些苦闷,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,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,诸如否定君王"造命",揭露官场倾轧,直指"盛世"为"浊世"之类,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、险恶的宦海风波、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因而,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,"弹铗燕市中,独歌不逐吠"的时候,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。罢官后,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,接着回乡隐居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,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,年七十岁。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《小忽雷》传奇及诗文集(湖海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长留集》等,均传世。
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,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,但因为不得志,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,并逐渐对康熙的“知遇”之恩表示怀疑。他希望用世,施展才能,不羞谈仕途经济,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,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。他时而讴歌新朝,时而怀念故国;时而攀附新贵,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。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,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。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。
抑郁离世
《桃花扇》脱稿后9个月,即康熙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孔尚任以“疑案”罢官。确切原因不详。今人从作者《放歌赠刘雨峰》“命薄忽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谤诽”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,罢官可能与《桃花扇》的内容有关。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。但是,因为《桃花扇》历演不衰,也没有禁止刊行,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,认为疑案与《桃花扇》无关。真实的原因,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。
康熙四十一年(1702)末,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,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。其中,他曾往山西平阳、河南大梁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,做过幕僚,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。